紹興的名人存在于書本里、紀念館中，更以各樣形式走上文化舞臺，重回人們視線，并走出紹興，搭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梁。西泠印社紹興2015年首屆藝術品拍賣會“中外名人手跡專場”，繼“2014十周年慶典秋拍”杭州抱經堂上款名人書札集冊·周作人珍貴手稿亮相紹興后，再度隆重推出一批周作人重要信札。其中，1960年至1962年期間，周作人致著名魯迅研究學者陳夢熊的十一通信札，均見出版或著錄，此度回歸故里，再現(xiàn)早年周氏兄弟攜手共競譯業(yè)怡怡之情。
2015西泠紹興首拍 周作人致陳夢熊信札十一通
出版及著錄：
《關于<哀塵>、<造人術>的說明》，熊融著，《文學評論》1963年03期；
《知堂老人談<哀塵>、<造人術>的三封信》陳夢熊著，《魯迅研究動態(tài)》1986年12期；
《周作人致陳夢熊信札》陳夢熊注釋，《新文學史料》2010年01期；
《終研集》陳夢熊著，韋泱編，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。
“周作人的世界，在某種意義上講，是對魯迅精神的一種補充。在他們互為存在的精神鏈條中，常常使人看到更為清晰的人性的畫面”（《魯迅與周作人》）在眾多的魯迅研究者中，周作人顯然是個獨特的存在。作為其兄長早年生活的親歷者，周作人在晚年不僅為魯迅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史料，更在魯迅研究業(yè)已成為顯學后，給學界提供了一個極具個性的視角。
二十世紀初，周氏兄弟攜起手開創(chuàng)一代譯風，為沉寂、混亂的舊文壇注入了新的活力。“改良思想，補助文明，啟發(fā)國民覺悟”，二人自嚴（復）譯《天演論》首次接觸西學，后買舟東渡，負笈日本，又進一步受林紓、梁啟超等清末翻譯家的影響，在翻譯活動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。
在這批晚年書信中，周作人以其深厚的學術涵養(yǎng)，客觀公正地回顧其與魯迅早期翻譯、創(chuàng)作工作諸方面，從各個側面進一步豐富了后人對魯迅的認識。因為是與魯迅研究學者陳夢熊的往來書信，此批信札無疑成為1949年以后周作人自編魯迅研究三部著作(《魯迅的故家》、《魯迅小說里的人物》和《魯迅的青年時代》)之外，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材料。
魯迅周作人早年關系親密、志趣非常接近，由于兩人對名利都不甚看重，是以經常在作品上署對方的名字。對于此類作品的歸屬，周作人身為參與者，其意見無疑是最重要的。周作人與陳夢熊二人第一封通信，便涉及魯迅代表作《阿Q正傳》的影響力、《熱風》中篇章的歸屬問題以及小詩《自題小像》的創(chuàng)作時間，此后數(shù)通信札中，諸如魯迅文風與嚴復、梁啟超影響，陳冷血的語言風格，魯迅著作及字號等問題，魯迅早年參與通俗教育研究會情況，周作人都一一作答。其中一通論述確定了《哀塵》為魯迅最早發(fā)表的譯文，另提及美國作家路易斯·托侖、法國作家凡爾納和雨果的《造人術》、《月界旅行》、《天鷚兒》等作品，足見周氏兄弟早年在文學上就已經擁有廣闊的視野。尤其是就《天鷚兒》的翻譯，周作人從二人擅長的外文語種及最終譯文特點推斷為其本人所譯。
“二周”作為20世紀中國文化中繞不過去的存在，具有人類與民族、時代精神史的典型意義，其獨立的精神，在一致中分化共生，互為參照。名人信札手稿收藏如今也在通俗文學市場以外，提供學術支持并開辟了新的閱讀趣味，為我們追求魯迅、周作人研究的新的深度與高度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。
